那天，吃完晚饭后，有机会看了一会儿外交部长李肇星召开的两会专题记者招待会，照例是一口浓厚的山东胶南地区土话味道的普通话，照例是敏锐与机智，应对自如，当然，还有一个不改的特点，就是没有听到李外长的英语口才。
在外交场合，在中外记者的长枪短炮包围之中，作为泱泱大国的外交高官，讲话是要有点分寸的，最基本的分寸，就是对待自己的母语，把讲自己的母语作为一种体面，表达出一种尊严。也许有人说，英语作为国际交流语言，能够体现一个人的“修养”与“优雅”，现在改革开放了，不必如此“死脑筋”，但草民认为，还是要分场合，要有底线，否则就变成了卖弄与做秀。
记得头一次与香港公司的人谈工程，对方一幅“高等”模样与架势，特别受不了的是，动不动口中蹦出个“洋泾浜”英语单词，“Case”长“Case”短，一句话被搞得四不像。此风后似乎愈发刮得厉害了，在一些人看来，讲话不来两句“洋泾浜”，体现不出其“与众不同”的素质，草民还注意到，某些西方媒体曾经大肆欢呼有些人在一些场合表现出来的英语“爱好”，作为“接轨”的一个标志。
李肇星虽然是“土包子”家庭出身，但其在外语，特别是英语方面的造诣一点也不“土”，北大西语系毕业，北外进修多年，据说是少有的能够毫无障碍、相当轻松地观看用古典英语演出的莎士比亚戏剧的高才，可是，“土包子”分得清场合，就难可贵。
记得瑞士作家韩素音女士的一本回忆周恩来的书中曾经说，当她70年代再见到周时， “周的那点英语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但是，在章含之女士的回忆录中，又分明写道在尼克松访华时，有一次宴会上其因为紧张，翻译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错误，被周恩来发现并纠正了。这说明韩素音女士得到的可能是一个错觉，是周恩来处处自觉维护母语尊严的一种外在表现。
1950年10月23日，中国政府任命伍修权为大使级特别代表，出席安理会讨论中国对美国的控诉，并兼任出席联大第一委员会讨论美国侵略中国案的代表。前几天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段当时的资料片，伍修权将军慷慨激昂，全程用带着湖北口音的汉语发言。而当时还代表着中国席位的台湾国民党代表，则是一口流利的英语发言，“土包子”与洋奴的分野顿显。当台湾国民党代表的英语发言结束后，伍修权将军立马要求即席发言，大意是，我怀疑我们对面的这个口口声声“代表”了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的人是不是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他连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使用的优秀的语言都不会讲！…可谓掷地有声了。
49年解放前上海俗称“十里洋场”，造就了一个特殊的人群，人称“西崽”，“西崽”可能有几个阶层，如留洋回来的阔少、如洋行公司里的买办掮客、再如洋人家的仆人，但都有共同之处，就是喜欢动不动来句“洋泾浜”英语，以彰显自己的“不凡”。记得有一次在深圳住店，同屋有个有些年岁的老先生，有一次屋内的日光灯坏了，老先生对草民讲了好几句“司位子”，草民一头雾水，情急之下，老先生冒出来一句“启辉器”，草民茅塞顿开，上去摆弄了两下就行了，老先生不无得意地解释“司位子”源于英语的Switch（开关），看来“洋泾浜”的习惯根深蒂固，草民也感慨，既然会说“启辉器”，干嘛非要“司位子”，显摆？
有网民在网络上议论，李肇星何不如干脆讲英语，麻烦翻译再重复一遍，降低效率，草民觉得不是李外长不能为，而是事关“土包子”的体面，不可为之也，特别是国际政治场合，在代表着13亿“土包子”的群体讲话的时候，这样的“麻烦”是必须的，是原则的。50年前，伍修权将军自觉身后的四万万五千万“土包子”站起来了，在联合国这个国际场合理直气壮地用湖北味的中国话，表达了一个原来备受欺凌的民族洪亮的声音。自此，陈毅元帅、周恩来总理们在代表一个6亿人口的大国说话时，也无不如是。
今天，李肇星外长秉承其前辈们的一贯风范，尽管精通英语，兼通法语，但绝无“不凡”心态，绝无卖弄之冲动，还是一口胶南土话。草民想，大概是一个人只要觉得是在为13亿“土包子”服务，代表这个民族与外人打交道的时候，当“土包子”不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