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事件始末
1936年5月31日，宋庆龄、沈钧儒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11月22日深夜，救国会七位负责人，沈钧儒、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1月24日，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发出布告，宣布他们的“罪行”：“李公仆等自从非法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救国会’后，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其用意无非欲削弱人民对于政府之信仰，近且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煽动阶级斗争，更主张推翻国民政府，改组国防政府，种种谬说均可复按。”
沈钧儒等七人都是文化界知名人士。他们从事的抗日救亡活动，顺应民心，代表民意。国民党政府罗织的“罪行”，说到底无非只是“谬说”。以言论治罪本身违反法制，何况种种“谬说”未必可以“复按”。消息传出，全国哗然。北平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李达、许春裳等107人；天津文化界、暹罗（今泰国）华侨文化界200余人；新加坡全体华侨纷纷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立即释放他们。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等世界名人也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抗议。
北平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听到这个消息，特地罢课两天，派出5名代表赴南京请愿。12月12日，北平学生举行大示威，高呼“争取爱国自由、释放爱国领袖”等口号。全国许多报纸把他们称为“七君子”，把他们的案件称为“爱国无罪”案。
按照国民党政府法律规定，侦讯时间以两个月为限，必要时可以延长两个月。沈钧儒等七人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国民党办案人员侦无可侦，讯无可讯，只得延长羁押两个月。1937年4月4日，也就是法定侦查期满的最后一天的晚上八点钟，检查官才炮制出了“起诉书”。这个“起诉书”洋洋数千言，东拼西凑地捏造了“十大罪状”。邹韬奋愤怒指出：“故意罗织，入人以罪。”曾任律师的沙千里感慨地说：“我们万不料侦查了四个月之久，起诉书理由竟然如此空洞、歪曲，真是污辱了国家，污辱了神圣的职务。”
“起诉书”出笼，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抗议。宋庆龄、何香凝和各界知名人士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向全世界庄严表示：“中国人民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民决不只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宋庆龄亲自率领爱国人士，携带写给国民党苏州高等法院的文件，直赴苏州高等法院“请求羁押”入狱，与七君子一道坐牢。国民党政府无可奈何，十分尴尬。
1937年6月10日，国民党政府悍然开庭，公开审理此案。那天，法院门口挤满了人群，前来瞻仰七君子风采，对他们表示敬意。法院当局见事不妙，贴出布告，改公开审讯为不公开审讯。沈钧儒等七名“被告”一致表示：这个案子根本没有秘密审讯的必要，如不公开审理，他们就拒绝答话。他们的律师向书记长传达了他们的意见，同时表示：如果当事人个个缄默，律师也将保持缄默，不发一言。
他们的律师都是来自上海的著名律师，全都是自愿前来进行义务辩护的。因此每人都有三名律师，总共21人，组成一个律师团。他们不仅要为“被告”个人进行辩护，更重要的是为保障“爱国无罪”而斗争，为全国人民争取爱国的自由。法院当局无法审理，只得答应“被告”要求，把“被告”家属和新闻记者放进来。
“起诉书”又臭又长，全然建立在诬陷、歪曲的基础上，因此破绽百出，不堪一击。
沈钧儒等七人于1936年11月22日被捕入狱；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西安事变”。他们不可能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络接洽”。“起诉书”却无中生有地把西安事变列为他们的“罪状”之一。法院当局借口救国会曾于11月间致电，吁请张学良出兵援助绥远抗战，诬陷他们“勾结军人，图谋轨外行动”，“酿成巨变，国本几乎动摇”。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发表通电提出八项主张，其中第三条为“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这就构成了彼此“勾结”的“证据”。这可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沈钧儒头一个受审，他义正辞严作了回答：“我们发电报给张学良，是为绥远事件共同抗日，同电还给国民政府和傅作义、宋哲元，希望他们一起督促中央抗日。至于拿西安事变的责任加在我们身上，我本人很奇怪，应请审判长传张学良作证。”
邹韬奋也据理进行驳斥。他指着电报说道：“这个电报内容明明说希望张学良‘请命中央援绥抗日’，并非叫他进行‘兵谏’，并同时还打了同样电报给国民政府和傅作义，为什么不说勾结国民政府？为什么勾结国民政府不管，而单问张学良？”
辩护律师接着说：“起诉书中所谓‘勾结’，所谓‘互相联络’，是什么意思。这是双方的事，现在只问单方，怎可判罪？所以无论如何，非向张学良调查不可。”
这无异给法院当局将了一军。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表示“宽恕”张学良、杨虎城，“既往不究”，可是张学良陪同他返回南京，蒋介石就把张学良软禁起来。怎会让张学良到苏州法院“作证”呢？
审判闹剧演不下去了。迫于舆论，在七七事变后不久，政府裁定具保释放七君子(国民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释放了这七位爱国领袖)。
谁制造了“七君子事件”----七君子事件大揭密
2004年3月26日，在上海福寿园举行的“七君子”铜像揭幕仪式结束后，邹韬奋女儿、中国韬奋基金会秘书长邹嘉骊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时说，现在我们的史书在涉及“七君子事件”时，都说是国民党当局为了镇压抗日民主运动，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但从日本友人提供的1936年日本驻华外交人员给日本陆海军头目的8封密电中，可以发现，“七君子事件”的黑手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正是他们的幕后施压，才造成了“七君子事件”。
邹嘉骊向记者出示1936年日本军令部(当时日本海军最高统帅机关)的一份内部文件，这是日本友人仁木富美子提供的，因为这些密电时过半个多世纪在日本得以解密，从而使一些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文件内有当时日本陆海军参谋总部和日本驻华外交机构来往的23封密电，其中有8封密电涉及了“七君子事件”。这些密电铁证如山，证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幕后给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施加了种种压力，并指名道姓地要国民党当局逮捕“七君子”，这才迫使国民党当局制造了“七君子事件”。
邹嘉骊说，这些密电终于揭开了一个历史的谜团，证实了“七君子事件”的主使者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七君子”逮捕前，上海市秘书长俞鸿钧曾对日方表示，对沈钧儒等人早已监视之中，但是要有确凿证据才能加以逮捕。而日本领事寺崎却说“要等确凿证据那将遥遥无期”，必须立即动手，并且以正在待命的日本陆战队相威胁，说“倘使今后再惹起同样事态，说不定将发生不测的情况。”“七君子”逮捕后，俞鸿钧立即通知了日方，市长吴铁城还向日方诉说了逮捕之苦心。邹嘉骊出示的这些证据，推翻了过去历史上对于“七君子事件”的传统说法，揭露了日军是这起事件幕后黑手。
“七君子”是1936年11月22日相继被捕的，从密电中可以发现，日本参与了“七君子事件”的全过程。在事件发生前4天，密电就称：
“18日下午寺崎(日本驻沪领事)往访市府秘书长俞鸿钧，就已发电531号所述与之指出：……(一)逮捕除抗日救国会后台章乃器(原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沈钧儒(律师)、李公朴外，尚有5人……”。从当时这一密电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日方唆使国民党当局逮捕“七君子”。23日，日本驻上海大使馆致本国陆海军电十七(机密第352号)：……今日凌晨已在静安寺路署辖区与法租界分别将李公朴、沈钧儒、王造时三人(都有大学校长名义)及史良(女律师)秘密逮捕……”。同日，日本驻上海大使馆若杉总领事致本国外务省有田外务大臣第550号密电中指出：“23日上海俞鸿钧就已发电537号(一)项谓寺崎云：救国会后台章乃器、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史良、邹韬奋、沙千里已于昨22日夜一举逮捕。……又，本官本日下午因他事而会见市长。市长备述逮捕之苦心，坦陈将尽量作出努力，本官对此努力表示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