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档案馆鉴定开放处张素林处长说，首批确定开放的1万多份档案，主要反映建国初期中国对外关系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包括中国参加两个重要的国际会议——日内瓦会议、亚非会议等情况。其中不乏昔日绝密档案，例如有关“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一些档案都是昔日的绝密。
我国前驻荷兰大使华黎明作为离退职资深外交官，参与了最后复审开放档案的工作。华先生向记者介绍说，首批开放的档案记录了新中国建立之初外交活动两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独立自主、坚定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和向以苏联为首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政策。
在外交部档案馆，鉴定开放处的蒋本良、侯振谊、马守国、王新艳几位同志分别向记者讲述了记录在外交档案中的鲜为人知的史实——
司徒雷登试图与新中国政府接触
1949年4月，南京解放以后，李宗仁将苟延残喘的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以司徒雷登为大使的美国大使馆却不肯跟着南迁，而一直留在南京，其原因是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深为不满，对其丧失了信心，希望留在南京找机会与将来的新政府接触。外交档案中的很多材料记载了这一过程。
1949年5月13日，时任南京军管处处长的黄华同志，利用过去在燕京大学的师生关系与司徒雷登见了面。司徒随即向外交界散布自己已与中共方面取得了联络，收到了周恩来的回信，借以抬高自己的地位，并要求其他国家的外交使节与自己保持一致行动。对于司徒的这一说法，我方显得更为谨慎，黄华随即强调自己与司徒的接触纯系私人交往，不知道司徒与周恩来有什么信件，更谈不上回信。
但从档案中可以看到，黄华与司徒接触的每一个行为都是在上级严密指导下进行的。司徒雷登在回美国以前，希望能北上北平，借去燕京大学访问探故的机会，与周恩来见面。黄华接到上级指示，可以允许司徒去燕京大学访问，是否与周恩来见面则可等其到北平后再定，但此二事均系司徒提出，不是我方的主动邀请，这一点必须明确，不给对方宣传的借口。此外，上级还明确指示，司徒到北平，可在火车上挂一卧车前往，派人护送，不得乘美方的专机。
6月24日是司徒雷登的生日，司徒的秘书傅泾波邀请黄华去参加生日宴会。也许是考虑到这种场合过于公开，黄华经向上级请示，婉拒了这一邀请。
但是司徒雷登与中共接触的努力也只是他个人的主张，美国政府方面对此有很大争论，各方看法很不相同。根据档案中的记载，7月2日，傅泾波造访黄华，告知司徒已接艾奇逊的来电，要求司徒雷登须于7月25日以前直接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为恐引起各方评论，暂时不要去北平。黄华随即答复，去北平是司徒雷登自己提出来的，去否可由司徒自己决定。直到此时，司徒雷登还心存幻想，问回美后如何与我方保持联络，黄华答复还考虑不到联络的需要。
事实上，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有很大争论，直到7月21日，傅泾波还给黄华打去电话，说马歇尔以私人身份给司徒雷登打去电话，说个人主张司徒应去北平一趟，但杜鲁门害怕反对派议员讲话，不赞成司徒去北平，南京美国大使馆内部对此也有很大争论。可以看出，直到司徒雷登离华前的最后一刻，内心仍是充满矛盾。
司徒雷登最终还是没有去成北平。毛泽东同志的《别了，司徒雷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文章，为这段历史画上了句号。
修防空洞与原英国领事冲突
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对比以往的中国政府在洋人面前俯首帖耳的态度，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自豪感在新中国外交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为防备美国飞机轰炸，东北各地开始大规模修建防空工事。当时英国驻沈阳的领事馆还没有撤走，但我政府已不再承认这个领事馆的外交机构地位。1950年10月27日，我守卫前英国驻沈阳领馆的公安部队开始在领馆大院内空地上挖掘防空掩体，但英国人对此表示反对，说不能把领馆变成军事目标，要求我方终止，并声称如不终止，将电告北京。
我公安部队在请示上级以后，决定继续在原英国领馆内修建防空工事。10月30日下午1时，当我战士在施工时，原英国领事史蒂文顿怒气冲冲前来干涉，说：“这是英国领事馆区，不准挖，飞机来了不炸我。”一边说一边踩住战士的铁锨。当时还有我方战士在坑内挖土，史蒂文顿即夺过铁锨往坑内填土，把土扔到了战士的身上。为了避免更大的冲突，我们的战士保持了很大克制，随即撤出了。
沈阳市外事局长陆曦随即召见史蒂文顿，向他严正指出：“我们不承认在沈阳有英国领事馆，更无所谓领事馆区，我们只知道有一个英国侨民史蒂文顿没有正当职业，而且一再假借领馆名义干涉公安部队执行防空任务，违抗我人民政府法令，我们不允许沈阳市有这样的侨民。现在我决定在三昼夜内请你离开沈阳市。”
史蒂文顿起初还试图狡辩，后来不得不承认了违法事实。史蒂文顿以处理财产为借口，要求延长三日，但我方指出财产可委托代理人处理。最后，史蒂文顿还是在11月1日下午6时，按要求离开了沈阳。
周恩来与史密斯的握手事件
1954年为处理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鉴于当时紧张的中美关系，中美代表在会议上的接触是比较敏感的事情。
日内瓦会议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之事曾在各种文字中广为流传，但在此次公开的外交档案中，并无关于此事的记载，倒是当时的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在与周恩来握手一事上表现出的偏狭小气、颇多顾忌，在档案中有生动的记录。
日内瓦会议的第二阶段，进入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当时美国代表团的团长是副国务卿史密斯。7月18日召开了第23次限制性会议，在下午会议休息期间，史密斯自己找到周总理的秘书、翻译浦寿昌谈事情，一旁的周总理主动向前与史密斯打招呼，并伸出手来，但史密斯却只回应了总理的招呼，对总理伸出的手“未做表示”。
随后不久，在周恩来与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交谈的时候，史密斯凑过来自我解嘲似地插话说：每次我走近周恩来先生，记者就会说我和周恩来先生握了手。周恩来随即说：我刚才已经伸出手来了。史密斯说：刚才我一手拿烟，一手拿杯子，下次伸得比你还快。
7月21日，最后一次大会后日内瓦会议闭幕。会议结束后，周总理步入休息室，史密斯趋前向总理说：“我刚才怕讨论下去，又要发生分歧，这样简短地结束很好。”总理此时又向史密斯伸出右手，但史密斯却急忙用右手握住总理的左臂，以避免握手。
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总理曾两次向美国代表伸出手，表现了一个泱泱大国自信大度的风范，但美国代表史密斯却想出各种办法避免与周总理握手，还要用种种托辞掩饰，处处被动小气，顾首顾尾，实在不是什么高明的、有大家风范的举动。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1955年，在中国代表团参加亚非万隆会议前夕，美蒋特务一手制造了旨在谋杀周恩来总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坠毁事件，震惊世界。
“克什米尔公主”号是一架印度客机，由我方包乘，从香港起飞，原计划周总理乘坐该机飞往万隆参加亚非会议。但因为一些新出现的情况，周总理临时改变了行程，由中国代表团一些工作人员和记者11人乘坐该机，与印度方面的8名机组人员飞往万隆。4月11日下午6时半，飞机在北婆罗洲上空爆炸失事，我方人员全部遇难。
事件发生后，我方立即指出，这是美蒋特务制造的一起暗杀事件。当时我国与英国已有代办级外交关系，12日清晨，我外交部欧非司副司长张越即约见英国驻我国代办杜维廉，要求港英当局迅速调查，破获此案。但是从当时的谈话记录可以看出，杜维廉对我方的要求抵触很大，反复强调，你们现在就判断这个飞机失事属于人为破坏，没有证据，为时太早。
4月26日，我外交部部长助理何伟召见杜维廉，敦促对方抓紧破案。但英国方面仍然采取抵触、拖延的态度，一再表示没有证据，并要求我方把掌握的情报提供给他们。事实上，英国方面根本无心破案，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刺探我方的情报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7月13日和8月13日，周恩来总理两次亲自召见新任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把我方情报人员掌握的大量证据向英方摊了牌。在谈话中，周恩来直截了当地指出，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坠毁事件的主犯就是香港机场的地勤人员周驹。周恩来还具体说到，周驹在出事前有一个礼拜没上班，就是去接受使用、安装定时炸弹的训练。甚至连谁送定时炸弹给周驹、谁和周驹一同接受了训练，周总理也一一告诉了对方。周总理还指出，真正的主犯是美蒋特务驻香港站的站长，名叫赵斌成，又名赵建中，正是这个人收买并训练了周驹。
事件发生后，港英当局也抓了一部分人去审问，但当时美蒋特务在香港的势力盘根错节，其中两个负责审问嫌犯的人李洛夫、李福基也是美蒋特务，经常把审问情况向台湾方面汇报。
由于港英当局总是以证据不足为借口拖延案件查处，周驹这个人后来逃跑了，其他几个嫌犯也被冠以“证据不足”没有定罪。但美蒋特务卑劣的暗杀阴谋早已大白于天下。
以上提到的几个事件，只是此次公开的外交档案中反映的一小部分。开放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供阅读和研究，对于了解新中国初期的外交历史，会是大有裨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