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上大帝国的首都居民，都有这种位居「心脏」的优越感，这很自然，因为这类都会是中心的中心。帝国首都的中心地位的形成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作为经济中心的自然作用和作为政治中心的人为作用相辅相成，像伦敦、巴黎、东京、柏林都属此类；一是统治者出于单纯的政治和军事目的的刻意营造，这类都城的衰败往往在王朝的倾覆之后旋踵而至，比如蒙古帝国的和林和上都，现在能在遗址上找到一砖一石便是珍贵文物，都城的影子都没有了。至于北京的情况则有些特殊，一方面，它有近九百年的建都历史，而且现今又是全国举足轻重的经济中心；另一方面，它确实缺少一个经济中心都会所必需的地理和资源优势，而只是从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通过一连串历史政治因素的作用演变成世界史上象征意味最丰富的特大都会。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政治原因带来的偶然性是如何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一再地重合，最后造成这个世界上独特而壮观的异象。
如果不算作为周诸侯(燕)王城的那段历史，第一个把北京定为都城的是唐天宝年间的叛将史思明。他在范阳自立为大燕皇帝，两年不到，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杀掉了。史朝义挣扎了两年，于763年自杀，范阳重回大唐治下。史思明定都范阳，除了因为这里是他的老窝，当然也有战略上的考虑。范阳(古称幽州，今之北京)地处偏远，北枕燕山，天然屏障；东出长城，回旋余地大；南下则距中原近而距长安远，逐鹿失利，退守旧巢，唐朝定有鞭长莫及之憾。不过，这都是他一相情愿的如意算盘，尽管掳掠河北、河南尚称顺手，却因恣行凶暴，令儿子和臣下自危而抢先出手，暴死军中，根本没能回到范阳去了。
北京的又一次被定为帝都，是在一百八十年后。公元938年(辽会同元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定幽州为南京(一称燕京)。就在这前一年，辽(契丹)人才从石敬瑭手中得到这块土地。石敬瑭奉送燕、云十六州(包括幽州)给契丹人以后，直到明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常遇春攻克元大都(今北京)，四百多年间，汉族人再没有统治过这个地区。所以，历史上(特别是异族入侵汉民族危机严重的关头)石敬瑭挨骂真不少。其实，石敬瑭倒也并不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家伙，史书上说他「沈厚寡言」，以勇武「名动军中」，在李存勖、李嗣源帐下都立过大功，他向辽人献地很可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不然也不会有十年以后后晋石重贵和耶律德光之间的大战)，因为他不借辽兵无法战胜杀死他岳父李嗣源的篡逆李从珂，更不可能身登九五(「割地」这种所谓「妥协的艺术」对一切时代的政治野心家来说，都能心领神会，无师自通)，至于五百年收不回来的后果是他决不可能预料到的，而且也不能由他负全部责任。而辽人当时只看重掳掠，对治理汉人地区兴趣并不大，甚至觉得麻烦。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们才采用了「一国两制」，基本上按民族把国家分成南北两个地区，实行不同的管理政策。得了幽州，耶律德光不无得意，匆匆忙忙把它定为南京，原来的南京(辽阳府)改为东京，其实政治中心还是在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境内)，一直到了1007年(统和二十五年)圣宗耶律隆绪才把宫室正式迁到了中京(今内蒙宁城)。这个动作表明辽国政治重心的南移。又过了三十七年，兴宗耶律宗真为了更便于指挥和开展对北宋和西夏的外交和军事行动，将云州升格为西京，但中京仍是国家的首都，所谓「中京四方之极，朝觐各得其所」。游牧民族短时间内很难改掉居无定所的习惯，这个秉性契丹人可谓尤为其甚，《辽史.营卫志》中写道：……天地之间，风气异宜，人生其间，各适其便……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
四时各有「捺钵」，而且是「每岁……周而复始」。春捺钵在鸭子河泺，从中京出发，要走两个月，主要活动是，凿冰取鱼，冰化了，就放海冬青猎捕鹅雁，「春尽乃还」。夏捺钵则「无常所」，反正是境内的纳凉避暑胜地，一般四月中旬动身，七月中旬返回。秋捺钵的活动以狩猎为主，可能时间较短。冬捺钵基本没有户外活动，只是在一个叫广平淀的地方「猫冬」，因为那里「冬月稍暖」。皇帝去捺钵，重臣们都得随行，因为游猎之余，也「议国事」。试想，对于如此一个一年到头游荡迁徙的中央政府，都城究竟还有多少意义?中京或许还要保持它在朝仪、外交方面的象征作用，其它各京恐怕也就是徒备一说罢了!清人陈维崧那首颇为有名的词(《满庭芳.过辽后梳妆楼》)写道：「……想象回心宫院，钿筝歇，含泪梳头。青史上……一样擅风流。堪愁，成往迹，缭原败垆，满目残秋，便脂田粉垲，零落谁收?……」宫怨缠绵，兴亡感慨，极尽煽情之能事。然而我总怀疑这个辽后妆楼的实在性，因为辽的中京被金人彻底地毁废了，而南京(即今北京)更不可能在五百多年后还留有什么宫室的遗址。陈维崧的《满庭芳》开篇写道：「细马轻衫，西风南苑，偶然人过金沟。道旁指点，辽后旧妆楼。」这「南苑、金沟」似可证明他所指正是今丰台区一带金
中都的故址所在，而诗人确认为辽后妆楼，也只是据「道旁指点」之说，风闻附会，以兴以赋，自古已然，不足征信。
总之，幽州(今北京)从来不是辽的首都，它真正成为首都是在1153年(金贞元元年)，此时距金灭辽已有二十八年之久了。1122年(金天辅六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军队把辽天祚帝赶到了燕山以西，完全控制了辽属的河北、辽西地区，并顺利地占领了辽的南京(今北京)。在对辽战争中，金与北宋是盟国，当初曾有协议，驱除辽人以后，燕、云故地要归还给宋。1123年阿骨打突然死了，金国的大臣们主张毁约，金太宗完颜晟却说：「是违先帝之命也，可速与之。」于是，幽州(北京)在被异族统治近两百年后居然又「回归」了。不过这次回归真可谓是昙花一现，北宋人大概还没来得及开府建衙、筹措防务，金国的大兵又打了回来。1125年春二月，金兵占领了幽州，改称为燕京。金的首都在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它把辽的上京改为北京，东、中、西各京一仍其旧，独缺一个南京，其用意不言而喻，显见对广大南方抱有强烈的领土野心。果然，军事行动随即开始了，第二年就灭了北宋。1149年，海陵王完颜亮登基称帝。1153年，完颜亮把朝廷从上京迁到燕京，并命名为中都，这才是北京真正成为首都的开始。
完颜亮是金史上很有色彩的一个皇帝，集阴险、残暴、荒淫、虚伪于一身，他十分垂涎江南的花花世界。据说他听歌女唱柳永的《望海潮》一词：「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吴山之志」。惜乎他的南征不顺利，于是下决心高标准建设自己的宫殿园林。史书上说：他「营南京(今北京)宫殿，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率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彩，金屑飞空如落雪。一殿之费以亿万计，成而复毁，务极华丽。」这家伙可算是开发建设北京的始作俑者，可惜他的金中都后来竟完全没有被忽必烈看上，只有东北角一小块和元大都遥遥相望，几经战乱，今天只剩些破砖烂瓦了，否则北京本可以多几个旅游景点，增加些门票收入，不说别的，围绕着完颜亮就能编出几篇精彩的导游词来，准能吸引人。如果有老板愿意投入，招募几个脸皮厚点儿的俊男靓女，就依据冯梦龙的《醒世恒言》话本里《金海陵纵欲亡身》那一卷，编它个四十集的电视连续剧，一准比《还珠格格》还要火。
金中都维持了五十年。1213年，成吉思汗大军南下，横扫河北。燕京(成吉思汗改称中都为燕京)周围的州县全被他占领(整个河北仅十一城未下)，但燕京他却没有杀进去。1214年三月，蒙古大兵住在燕京北郊，将士们都想进城掳掠，可成吉思汗不同意，他派人进城给金主传话：「汝山东、河北郡县悉为我有，汝所守唯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复迫汝于险，天其谓我何。我今还军，汝不能犒师以弥我诸将之怒耶?」真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杀人无算的「一代天骄」，居然不愿意迫人于险，怕老天对自己有看法。不管他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反正他确实没有进北京。刚刚即位的金宣宗哭笑不得之余，赶紧抓住了这个求和的机会。和约是签了，但中都却无论如何再也住不下去，一个月以后，金把国都迁到了南京(即汴京，今开封)。北京第一次作为首都的历史到此结束。迁都以后的金政权又苟延了二十年，那是一段在屈辱和恐惧中等待灭亡的悲惨岁月。至于中都(今北京)，1215年就被蒙古人占领了，那时候的蒙古人还不懂得建设都城的重要意义，他们的政治中心从曲雕阿兰到和林再到上都，迁来迁去始终在大漠深处。此后的半个世纪里，一度繁华的中都(燕京)逐渐被荒废和遗忘了。
雄才伟略的忽必烈意识到，大帝国必须有一个与之相称的大首都。他即位不久就开始筹划此事。他派出了一个以刘秉忠(即子聪和尚)为首的考察组替新都选址，并很快批准了考察组「定都于燕」的建议，于1264年(至元元年)，将燕京又改回叫中都，长设的中央机构逐步转移到此(每年四到八月仍随皇帝回上都避暑)。1267年(至元四年)，建设新都城的宏大工程计划正式破土动工。新城位置就在中部的西北面，面积相当于中都的三到四倍，这可真是历史上不多见的大「项目」，投入的人、财、物力且不论，光时间就费了整整十年。为了确保工程的顺利进行，忽必烈委任河北最大的地方势力头子(所谓「世侯)张柔判行工部尚书事，他儿子张弘略(大名鼎鼎的张弘范的哥哥)为筑宫城总管。工程进行到第六年(1272年)，城墙宫室粗具规模，忽必烈下令，中都改名为大都，北京从此成为世界历史上无论规模和影响都首屈一指的都城。
忽必烈为什么选择燕京这块地方建设自己的首都呢?大概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他从年轻时起就仰慕汉文化，所谓「在潜邸时，访求贤才，虚己咨询，延聘四方名士，问以治道」。到他哥哥蒙哥(宪宗)即位以后，更是委托他管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他一心想做个文治武功独步古今的中国皇帝，而不是在荒野大漠里妄自尊大的可汗，因此，都城迁入汉地势在必然，否则何以为华夏天子?
第二，他毕竟是蒙古人，有他独特的战略考虑。凡漠北关外崛起然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始终对发祥地保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并且本能地视之为永久的大后方。因此，都城尽管设在汉地(便于统治和享乐)，但却不宜过分远离大后方，以免险生不测时进退失据。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略远见，一百年后当徐达、常遇春的军队挟风雷之势直逼燕京，元顺帝能带着子孙嫔妃及扈从兵马从容北遁，就是因为大都去口外不过百数十里，倘若都城远在南方，就决不可能通过人烟密集的汉族地区而逃归漠北，也就没有后来的北元政权和鞑靼王国了。
第三，高寒地区的民族怕热不怕冷，对中原气候很不适应。唐时吐蕃占领长安，十二天就自动撤军，后晋时契丹进占开封，也只住了三个月，水土不服无疑都是重要原因。耶律德光(辽太宗)全胜班师时就说过「汴州炎热，水土难居」的话。蒙古人抗热的能力恐怕比契丹人更不如，为此他们才会在每年四到八月不辞车马劳顿到上都去避暑。北京不算太热，而且离上都也较近，不失为理想的定都之所。
第四，当时北京具有为建都提供后勤支持的资源和条件。在这方面，水是被放在第一位来考虑的。中国北方地区因为缺水致使生态不断恶化，再加上战乱等原因，凋敝的农业经济很难承受起一个帝国首都所带来的沉重负担。赵匡胤当年混一天下之后，一直想把都城从开封西迁，先洛阳，后长安，分两步走。但最终一步也未能走出，主要原因就是上述两个故都「京邑残败、宫阙不修；年食不充、畿内民困」。当然，开封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但至少一免迁徙之费，二享漕运之便——江、淮之米可逆汴水而直达。在忽必烈时代，元大都地区却堪称水源充足，而且他身边又有一位杰出的水利学大师——郭守敬，不单是修凿多条渠道，在畿辅周围灌田万顷，而且把昌平和西山一带的泉水引入积水潭，然后由南面出城再东拐，直达通州，连接京杭大运河。从此，江南的粮食就可以从河道或海道一直送进北京城内。忽必烈看准了水是保持大都繁荣稳定的基本前提，在这方面，他也舍得投入，于是，此后的几十年间，北京发展很快，南方的一些废都、故都渐渐地不能望其项背了。
然而，统治中心远在北隅，只怕终究还是有失算的一面。南方汉人多，经济发达而又受压迫最深，造反是迟早的事，中枢远隔，镇压当然比较不便。后来红巾军一起事，南方闻风而动者不计其数，称王称帝者比比皆是，只是靠着这些人热中于互相火并，元朝政府才得以多混了两年，因为它根本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虽然有个王保保(扩廓铁木儿)，本事十分了得，无奈顾此而失彼，终究无力回天。
从江淮起家的朱元璋，当然不会把国都建在北京，这倒并非因为他是南方人，怕冷，而是回顾历史，从未见过汉人大帝国把统治中心放在偏远北隅的先例。朱元璋对南京一开始并不满意，六朝金粉，齐梁故事，开国君主，谁能不忌讳?他曾经想过建都于北宋故都开封，以表民族光复之意，但后来被迫放弃，因为其时由淮入汴已经不能顺利通航，漕运没有保证，建都从何谈起?于是他铁下一条心定都南京，这里毕竟是他的老窝。既然立了新都，那规模就一定要压倒元朝的大都。大都城周长28600米，而南京城南北长10.5公里，东西达5.1公里。这是他为千秋万世的基业所做的准备，讲究的就是气象恢弘。可人算不如天算，他没想到南京作为大明帝都只维持了五十二年(严格说来三十四年而已，成祖朱棣登基之始就已有迁都的打算)。
历史的巧合有时无法用逻辑去解释。当1403年明成祖朱棣从他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得皇位的时候，他决定要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即元大都，那时叫北平府)去。他当然知道朱元璋在南方建都的道理，但他也有自己迁都北上的缘由。朱棣当年被封为燕王，建藩于北平。亲王入承大统，对自己的「潜邸」所在总是情有独钟的，何况乎他之得天下，手段又不甚光明，南京政府里以及南方各省军民反对他的人为数不少，置身于这种生疏甚至充满敌意的环境里，尽管他对公开的反抗分子使用了敲牙割舌、零刀碎剐、株连十族等残暴刑罚，也未必能完全消除自己内心深处那份潜在的恐惧。此外，朱棣出身军伍，对防务很在行，并曾几次亲率部队追剿元军残部于大漠深处。他知道蒙古人虽然分裂成三大部(鞑靼、瓦剌和乌梁海)，但他们的武装力量还远未被消灭，此后将仍然是大明帝国的边防大患。面对这种形势，他一方面从政治上进行分化，孤立鞑靼，笼络瓦剌和乌梁海(他甚至让乌梁海的部队参与他南征的内战，后来还割地给乌梁海「以偿前劳」)；另一方面就是采取积极的防御政策，所谓修城缮甲、秣马厉兵。显然，如果他亲自坐镇北方，会更有利于上述方针路线的执行和贯彻，也有利于就近指挥作战和保障后勤支持。
不过，朱棣的迁都计划并没有一步到位。虽然1403年(永乐元年)，他就宣布了建立北京，将北平府改为顺天府，但这只不过使北京取得了陪都的地位，南京仍然号为京师，也就是首都。不过北京这个陪都不同寻常，它一开始就建有一套肝胆俱全的政府机构，设有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行部、国子监等等。所谓「行」，就是中央派驻的意思。北京的行部是六部的综合机构，设尚书两人、侍郎四人。六部的具体业务，由郎中等官员分工负责。首都没有立即北迁，一则因为朱棣心虚，方孝孺写下的那一个「篡」字总让他心惊肉跳，他要为自己批上一件合理合法的外衣，就必须努力扮演孝子形象，以凸显他本人作为朱元璋最宠爱的四王子的身份，这样「清君侧」才是责有攸归、义不容辞的壮举，既然是孝子，有些事就不能操之过急；二则他对自己的帝业期望值甚高，而伟大的帝国不能没有伟大的首都。他决心在北京修建最宏大富丽的宫室城池。这需要时间，更需要财力和物力的准备。
到了1406年(永乐四年)，朱棣开始在北京大兴土木。此时他不再怕别人的议论，一则权力的基础已被他夯实，二则「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父亲去世已经八年，自己登基也满三年了，就算谁还有胆量说，也说不出多大名堂了。因为规模大，要求高，基建工程足足费时一十五年，直到1420年(永乐十八年)冬天，才基本完工。朱棣确实是北京城市建设史上贡献卓著的人物，今天北京二环以内城池宫室的规模和格局就都是他那个时期留下来的。这且不说，只要看看他为自己营造的陵墓是如何的空前绝后，便可以想见他的好大喜功真可谓无与伦比。长陵的棱恩殿所使用的粗大楠木出自川、鄂、黔等省的深山中，采伐和运输之难超乎想象，当年因劳累和疾疫死伤的民工不计其数，而补充劳力的重要手段竟是动员判死罪以下的囚犯参加——只要能活下来，就赦了他们的罪(由此可见活下来之不易)。紫禁城里那些很能激发爱国热情的红墙黄瓦间不知凝聚着多少百姓的冤魂!运大木到北京的艰难和悲惨，《明史》和明人的笔记中都有过详细的记载。
1421年(永乐十九年)春天，朱棣迁都到北京，北京改称京师，老京师变成了陪都南京(应天府)。朱棣回到北京后，只活了三年半时间就在征蒙古的途中病死了，皇位由他的儿子朱高炽继承。历史上常有这样的现象：一代枭雄的继承人(儿子)却生性文弱、心存仁厚，而且，儿子在政治上不以老子为然，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朱元璋的太子朱标和朱棣的太子朱高炽便正好都是这种情形。朱标对父亲的大肆杀戮曾当面表示不满，气得朱元璋拿起画轴当棍子要揍他；朱高炽也一直不支持父亲的许多政策(包括都城北迁)，他一即位就宣布要还都南京，取消北京的京师称号，北京都司也复称行在。不过，他和朱标一样，短命，皇帝当了不足一年就死了，由儿子朱瞻基继了大位。朱瞻基(宣德帝，庙号宣宗)在位十年，既没有取消他父亲南迁的成议，也没有实施南迁的行动，其未能决断的主要原因当是出于大局安危的考虑。他有两个叔叔——汉王高煦和赵王高燧，一向都不安分。高煦的性格作风很像他的父皇朱棣，高燧则最得朱棣的宠爱，两人之间矛盾自然不少，但在构陷哥哥高炽这点上保持高度一致。朱高炽的太子生涯可说相当黯淡甚至悲惨，当了皇帝以后，还每每回忆起这些往事而在宫中流泪，但他并没有对两个弟弟采取报复手段，相反还多方给予安抚，一时间那两个倒也无由作乱。然而政治野心是安抚不了的，仁宗(高炽)一死，不到半年，高煦就反了，他以为天赐良机，终于可以和他父亲一样从侄儿的手上夺取江山了。由于朱高煦人望很差，力量又太单薄，他根本没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一战即溃，被生擒回京。怎么处置这个特殊身份的俘虏，成了朱瞻基面临的一道难题，臣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只好无限期关起来再说。几年后，宁王朱权(瞻基的叔祖)上书请求赦免高煦，宣宗决定到狱室去看看这位叔父是否有悔改之心，谁知在牢房里被高煦伸腿一勾，扑面摔倒在地。这下什么难题都不再成其为难题了，朱瞻基叫人抬来一口三百斤重的铜缸(想必就是故宫里消防用的大水缸)，把高煦扣在里面，周围点燃木炭，一直烧到把高煦焙成干灰。朱高煦起事的地点在乐安(今山东乐陵一带)，后来天津、山东一线的都督、指挥等驻军将领以参与高煦谋逆罪被处死的多达六百四十余人，而这里正处于北京到南京的交通要冲，当时迁都不便自然是意料中事了。而且，就算能顺利成行，到了南京，北方的局面能放得下心来吗?——除了高煦的余孽，还有一个赵王高燧，封地在河南彰德。
明朝的定都问题一直到1441年(正统六年)才最后解决。这年，朱瞻基的儿子朱祁镇(英宗)颁诏，定北京为都，复称京师。像贴饼子一样翻来覆去折腾了多少回，北京的国都地位总算确立下来了，但后来的历史证明，这对于明朝来说却并非一件好事。作为国都，北京实在过于接近边境(而且是最具威胁的边境)，因为这点，一次又一次地给明朝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最后政权的覆灭也不能不说与此有关。就在朱祁镇定都北京之后八年(1449年)，崛起的蒙古瓦剌大举入寇，直迫京畿，把持朝政的太监王振撺掇皇帝御驾亲征，结果在怀柔土木堡一场大败，连朱祁镇本人也当了俘虏。皇帝被抓走了，怎么办?北京城里乱成一团，「群臣聚哭于朝，议战守」，有人主张迁都南京，以于谦为首的主战派极力反对，他们担心，一旦迁都，就会像宋朝南渡一样，再也回不来了。为了保卫这座孤立在敌前的首都，于谦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朝廷可是受尽了惊吓。事实上，当时如果没有于谦领导下北京保卫战的胜利，蒙古军队定会把北京城烧杀掳掠一空，明朝的国都还能在此重建吗?难说!瓦剌未能在军事上进一步得手，便最终同意把英宗祁镇放回来，交换点实在的好处。可是北京城里早已经让祁镇的弟弟祁钰(景泰帝)即了皇位。朱祁镇大概自觉无颜，只好认命，去过所谓太上皇的日子，直到1457年，在石亨、徐有贞等政治野心家操纵下，利用朱祁钰病重之机，演出了一出夺门复辟的闹剧，改元天顺，又干了八年，成为明朝惟一拥有两个年号的皇帝。宫廷政变是封建皇权专制制度下一种屡见不鲜的政治现象，虽然十分丑恶，但惊险刺激，极富戏剧性。在紫禁城朱红色的大门后面演出过的无数幕这种丑剧，事后虽然只为市井小民提供了茶余饭后饶有兴味的谈资，当时却还是极大地影响到天下苍生的命运，许多人的生死贵贱、陟罚臧否往往就在一个晚上判若云泥。
当蒙古人的势力逐渐衰落下去时，女真在满洲却一天天强大起来。1616年(明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国，此后不过几年工夫，「东事」便成了明朝政府面临的头等大事。崇祯二年，皇太极带领人马从洪山口、大安口两处入关，破遵化、越蓟州、取顺义，直薄京城，先是屯兵德胜门，后来移营南苑，在芦沟桥大胜一阵后，进攻永定门，明军仓促应战，又是一场大败，兵部侍郎、总兵、副总兵等指挥官相继战死，这时的北京真可谓危如累卵。好在满人对这座围城并非志在必得，而明朝的各路援军也陆续赶到，便在第二年春天，取道通州，对迁安、滦州、昌黎、丰润等地大肆掳掠一番之后，退回关外去了。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又从喜峰口入关，直抵北京近郊昌平、顺义，所谓「蹂躏畿内，陵寝震惊」(昌平是明皇陵所在地)，个多月后退走了。两年以后，清兵再次杀进关来，「下畿辅(北京周围)城四十有八」，「取山东州县十有六」，明督师卢象升战死，朝野上下一片惶怖。满洲人这次在华北地区闹腾了半年之久，抢够了，玩够了，再次退回关外。不能说他们当时没有进攻北京的能力，只是可能还缺少征服和统治中国的信心，他们还需要等待，等待双方力量进一步的消长变化。为了保住专制帝国的命根子——北京，明政府大力向京畿地区集中兵力，并且一再提升防务建制和驻屯将领的级别，除了山海关内外并建两个总督府外，又在昌平、保定各设一个总督府，其下有宁远、永平、顺天、保定、密云、天津六巡抚，宁远、山海、中协、西协、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总兵。照理说，就这么纵横不过数百里的地区，集中了那么多一二品的督抚大员，真所谓「以此致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可是事与愿违，因为官升得越多，官的素质越滥；官升得快，坏脾气也涨得快，骄横跋扈不说，还热中窝里斗，互相牵制摩擦，一遇敌情，则逗留观望，贻误军机。崇祯十五年(1642年)冬，清兵再度南下，从蓟州入关后，穿越明军防区，「连破畿南、山东州县」，「凡攻克八十八城」，直到第二年四月才大摇大摆地撤军，走到北京郊区，和明军在怀柔打了一仗，明军「皆溃」，两名总兵战死。就在这种已经尽知明军虚实的情况下，满洲人仍不急于向北京发起摧枯拉朽的一击，这似乎是服从于一个胸有成竹的战略意图，他们知道等待多年的时机已经近在眼前了。
可以说，在满洲人眼里，多年以来，李自成就是在扮演一个「为圣天子驱除云尔」的角色。李自成本人可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相反，崇祯十五六年正是他自我感觉最好的时候，他屡扑屡起，终于率百万之众，横扫晋、陕、鄂、豫诸省，眼看就要大功告成、身登九五了，他根本就没有什么黄雀在后的危机感。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由大同、宣化、居庸关，势如破竹般地进了北京。可是他在北京只呆了可怜的四十三天!「十八子，主神器」，多么诱人的歌谣啊，谁料到「主神器」的时间会如此之短!他和他的同伙已经排开阵势要在紫禁城里尽情享受打下江山的快乐，完全没有想到多尔衮的大军就在数百里外枕戈以待，只等吴三桂一声邀请，便名正言顺地杀进关来。李自成当然不甘心放弃武英殿上的宝座，何况他现在在兵员数量上还居于绝对的优势，然而这支在京城里被腐蚀了的军队已经丧失了原先的战斗力，一片石两军对垒，刚一交手便全军溃败。李自成在北京呆不住了，一把火烧掉所有宫殿(只留下一座武英殿，不知道是舍不得还是没点着)，大伙各自收拾细软(宫廷和官员富户家中的财宝)匆匆南奔。
满人进了北京以后，围绕着是不是在北京建都的问题发生过争论。保守的满洲贵族们(以摄政王之一的郑亲王济尔哈朗为代表)心系关外的故土，留恋旧有的生活方式，主张「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独揽大权的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野心大，眼光也远，他说先帝(皇太极)说过「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必须按既定的方针办。在多尔衮的坚持下，北京被再次定为帝都。如果单纯从「图进取」的角度看，多尔衮未必不会考虑到都城进一步靠南会更有利一些，但当务之急却是先进关站稳脚跟再说。北京是大明京师，让顺治帝在这里登基，就意味着满人正式入主了中国，时不我待，越快越好。况且这也是当时自己占领下的惟一一座旧都，没有其它选择的可能。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想在中国建立长治久安的统治，必须取得广大汉人在政治上的认同感，即承认新朝是传统皇权的合理继承者。围绕这一点，多尔衮一伙花费了不少心思和气力，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和策略，如：一再宣称「天下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把自己的南侵说成是为汉人「复君父仇」的义举；优待明朝宗室，大批起用汉官(甚至连原来投靠魏忠贤的「阉党余孽」冯铨也保住了大学士的头衔并得到重用)；沿用明朝的政治机构、官员服饰、礼仪制度(这些后来虽然都作了修改，但更证明当初确实是笼络人心之必需)等等。顺治帝登基大典，一应程序和明朝皇帝的做派毫无二致，在天坛祭天时发表文告，说自己「承祖宗功德，倚任贤亲」，「救民水火，扫除暴虐，抚辑黎元」，于是才「定鼎燕京，以绥中国」，俨然一个顺天应人的中国皇帝，虽然其时他不过六岁。既然想通过表现对前朝的同情和模仿，来从情感和法理的角度取得稳固政权的效果，当初定都北京也就势在必然。至于此后是否还有必要南迁，却不容多尔衮多作考虑了，他在此后五六年的时间里必须集中精力对付皇族内部的权力斗争，制定治国方略，指挥未了的战事，所有这一切尚未完全就绪，他就死了。这以后，都城南迁再没有提起过，绝大多数满洲亲贵想必和蒙古人一样，也「怕热」。
有清一代的二百七十年间，北京作为国都，享受到了优先而系统的建设和发展的机会，这方面的成就，当然反过来使其国都地位被进一步确认。但由于华北地区的经济当时已经远远落后于江南，北京大规模、高标准的城市建设和庞大的官僚机构及其员属的奢靡生活，费用是要靠南方百姓的钱粮赋税来支付的。这情况不能说很正常，但好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矛盾也就不太突出。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沿海一带工商经济逐渐繁荣，思想观念也日新月异，京师远离发达地区必然引起有识之士的疑虑，于是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提出了迁都上海的建议。后来，这个建议和「百日维新」一起夭折了。「康圣人」定都于上海的宏图无疑是受了彼得大帝的启发，但却有生搬硬套之嫌。时代不同了，国情也大不一样，1860年北京的部分沦陷于英法联军就是吃了离海口太近的亏，如果当时(1898年)真的采纳了康有为的建议，两年之后北京再度沦陷的惨剧就会落在上海头上。当然，实行了「新政」的清政府或许不会酿成庚子之乱那样一场大祸，而且，也无法想象上海城里会出现蝗群一样的拳民在十里洋场横行无忌的情景。江浙一带闹不起义和团，没有那个社会环境，只有在相对更为贫穷和愚昧的直隶、山东，才会有那么多饥民、流民被蛊惑、被网罗到「队伍上去」，也只有保守和愚昧相去无几的北京才会把他们接进城去，好吃好喝地当大爷供着，并且听任他们肆无忌惮地在城里杀人越货。
如果从公元938年耶律德光定幽州为南京算起，北京作为帝都，为时大约八百年(扣除掉辽末金初的五十年、金末元初的六十年和明初的五十年)。八百年间，除去朱棣1421年北迁以后的明朝二百年天下，其余六百年全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朝廷，它们都面临同样的择都的理由：要统治中原，原来的政治中心必须南移，但又不能远离故土深入汉区腹地——不安全，也不习惯。今天，除非我们确认汉族近千年来不断沦于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之下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否则我们就只有承认北京之成为历史最长久的帝都实在是由于一系列历史偶然性的重合(当然，这一系列偶然性还应该包括朱棣的「靖难」成功)。
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及其党人确定南京为中华民国的首都。这个决定，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清廷尚未退位，北京进不去；但更重要的原因却出于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要恢复汉人天下，则放弃旧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可是偏遇着个一代枭雄袁世凯，挟清室以自重，决不同意南下就职，于是，北京又成了国都。直到1928年，北伐军进了城，北京作为首都的历史才总算告一段落。但是尽管已经改名叫北平，北京作为传统的政治中心始终保持着特殊的作用和影响。1930年春天，阎锡山串联冯玉祥、李宗仁，三方携手共同反蒋，开始了战线绵延数千里、历时七个月、死伤三十万人的中原大战，其间，他们邀集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受到排斥的改组派(汪精卫为首)和西山会议派分子，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成立国民政府，推举阎锡山为主席兼三军总司令，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相对抗。从3月直到11月阎、冯、李战败的半年时间里，北京冠盖云集，俨然又成了中国的另一个首都。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地区的新老汉奸齐集北平，积极筹划，于当年十二月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即「华北临时政府」)，虽然是日本人卵翼下的傀儡班子，但他们自己还是折腾得很起劲的，直到1940年3月被并入了汪精卫的「中华民国政府」，才改名为「华北政务委员会」。这伙人自恃当汉奸的资格更老，而且原本和汪记政府的人属于不同的系统，因此对南京方面并不买账。日本人当然也乐于利用这一点，北方伪政权从未由汪精卫统一过政令军令，北京当时就是傀儡国中的傀儡国的「首都」。
1949年春天，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建国定都问题自然也在紧张拟议之中。当时南方的大都会尚未解放，而北方地区具有都城的历史和现实条件而又未遭战火破坏者，惟有北京。当中共中央尚未进入北京之前，大批的「民主人士」已经从香港经海路先行到达北京。这批人多年来积极反蒋，因此对建国定都一类事热情甚高，那年月，「民主人士」大都很「左」(从当年批判梁漱溟时气愤填膺的表现可以想见)，他们不但要改国名，而且也必然主张放弃旧都，以示新的气象。而且，北方有大片的「老区」，已经完成了土改，刚刚分得土地和浮财的农民拥护新政权的「觉悟甚高」，因而建都的「群众思想基础」远胜于南方。此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北方的主要邻国是苏联及其控制下的蒙古，数千公里边境的安全有可靠保证(当然，那时没有人能预见日后会出现珍宝岛战事这一类变量)。总之，1949年定都北京理由充分，其它任何选择都不可能成立。
但是，和历史上每一次北京被定为首都一样，「充分的理由」都不外是当时政治形势所提出的特定要求，这就是所谓历史的偶然性——设或「时间」和「形势」不是那样巧妙的配合，这些「特定要求」也就不存在了，因为就北京的地理和资源条件而言，其基本特点终究决定它不可能产生一种由经济的自发要求而形成的发展动能。换句话说，脱离了一系列历史偶然性的前提，偏处一隅、远离较发达地区的北京，就无由承担八百年古都这一重要的历史角色。当然，经济落后的状况也是可以改变的，二十世纪下半叶北京的变化就是证明。五十年来，北京的发展之迅猛，为世人所共睹，经济总量且不说，光是市区面积就扩大了好几倍。这个长期以来纯属政治中心的消费性都市，竟然成长为一个强大的经济中心。北京的这种在城市分工上的角色变化，理所当然地使天津的地位尴尬起来。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天津就和上海并驾齐驱，成为中国一南一北两个最大的商埠，而近半个世纪以来，首先是在传统产业方面被北京一赶二超抛在了后面，然后随着这二十年北京在金融、信息、高科技等行业得天独厚的发展，天津虽然也在努力，差距却越拉越大，向称「华北最大的工商都会」，现在的总产值还不如苏州等一些南方的中小城市。这种局面的形成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天津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城市功能大部分被北京取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