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的美丽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三十年代金岳霖曾题“梁上君子、林下美人”的对联赠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冰心提起林徽因，开口就说：“她很美丽，很有才气”，比较林徽因和陆小曼时，更以为林徽因“俏”、陆小曼不俏。与林徽因一起长大的堂姐堂妹，几乎都能细致入微地描绘她当年的衣着打扮、举止言谈是如何地令她们倾倒。（陈钟英：《人们记忆中的林徽因——采访札记》）在众多的赞誉中，颇值回味的是张幼仪对林徽因的评价，当她知道徐志摩所爱何人时，曾说“徐志摩的女朋友是另一位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张邦梅：《小脚与西服》）简单的一句话道尽张幼仪的半生辛酸，却也无意中点破林徽因之所以为人所一并赞赏的真正原因。容貌之美并不足以长驻，林徽因的美丽，用文洁若的话来说，是“天生丽质和超人的才智与后天良好高深的教育相得益彰”。正因为如此，当青春逝去，人也老去，人们眼中的林徽因依然充满了美感。文洁若对此就深有感受。1948年清华学生剧团在大礼堂用英语出演《守望莱茵河》时，文洁若见到了已经44岁的林徽因，文洁若描述当时的情景说：“一会儿，林徽因出现了，坐在头排中间，和她一道进来的还有梁思成和金岳霖。开演前，梁从诫过来了，为了避免挡住后面观众的视线，他单膝跪在妈妈面前，低声和妈妈说话。林徽因伸出一只纤柔的手，亲热地抚摸着爱子的头。林徽因的一举一动都充满了美感”。文洁若为而感慨说：“没想到已生了两个孩子，年过四十的林徽因，尚能如此打动同性的我”。（文洁若：《才貌是可以双全的——林徽因侧影》）文洁若所感慨的，正是林徽因一生修炼的美丽，也是经得起岁月推敲的真正的美丽。
与林徽因的美丽相辅相成的，自然是她过人的才气。文洁若为林徽因的美而惊叹之余，毫不掩饰对她才华的钦佩，“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曾出现过像达·芬奇那样的多面手。他既是大画家，又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林徽因则是在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位多才多艺的人。她在建筑学方面的成绩，无疑是主要的，然而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方面，也都有所建树”。（同上）卞之琳慨言：“她天生是诗人气质、酷爱戏剧，也专学过舞台设计，却是她的丈夫建筑学和中国建筑史名家梁思成的同行，表面上不过主要是后者的得力协作者，实际却是他灵感的源泉”。（卞之琳：《窗子内外——忆林徽因》）沈从文眼里的林徽因是“绝顶聪明的小姐”，晚一代的萧离则称林徽因是“聪慧绝伦的艺术家”。费慰梅认为，林徽因“能够以其精致的洞察力为任何一门艺术留下自己的印痕”。金岳霖则干脆用“极赞欲何词”一语作为对林徽因的评价。（陈宇：《金岳霖忆林徽因》）对林徽因才艺的赞赏，到这里，也到了极点。
林徽因为人热情坦诚，又争强好胜。她的生前好友钱端升在她离世多年以后，犹自念及“要几辈子感谢林徽因 ”。这里还有一段因缘。钱端升的夫人陈公蕙是林徽因的亲戚，他们的结合在当年就是林徽因做的大媒。据金岳霖回忆，钱端升和陈公蕙在商议结婚时突然发生矛盾，陈公蕙负气离平赴津。钱端升请求梁思成开汽车追。于是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钱端升四人开车一路追往天津。陈、钱和好如初，遂一同到上海去结婚。（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这一段往事，他们一直记在心里。而作为知之甚深的好友，他们对林徽因的欣赏还不仅在于此。西南联大迁校昆明时，钱端升夫妇与林徽因、梁思成在郊区龙泉村搭屋居住。陈公蕙说：“林徽因性格极为好强，什么都要争第一。她用煤油箱做成书架，用废物制成窗帘，破屋也要摆设得比别人好。其实我早就佩服她了”。（陈钟英：《人们记忆中的林徽因——采访札记》）文学评论家李健吾提起林徽因也说她“绝顶聪明，又是一幅炽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李健吾曾听林徽因亲口讲起这样一件得意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注，应为《我们太太的客厅》）讽刺林徽因，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的种种现象和问题。林徽因当时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京，她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
林徽因性格上的这种争强好胜其实是源于内心深处的自傲与自负。林徽因的堂弟林宣曾就此讲过这样一件事。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后来她发现有个男作家叫林微音。“徽音”与“微音”字形读音都相近，林徽因担心日后两人作品回相混，就起了改名之心。她征询林宣意见，听林宣说有个朋友的女儿叫“筠因”，林徽因拍案叫好，从此改“音”为“因”。据林宣回忆，林徽因说：“我不怕人家把我的作品误为林微音的，只怕日后把他的作品错当成我的”，（陈宇：《一路解读徐志摩》）一句话语出惊人，足可见林徽因的十足傲气。
林宣讲起林徽因，还讲到她“喜欢热闹，喜欢被人称羡”，这一点也可以从林徽因在文学沙龙上的高谈阔论得到映证。费正清晚年回忆林徽因就曾说，“她是具有创造才华的作家、诗人，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审美能力和广博智力活动兴趣的妇女，而且她交际起来又洋溢着迷人的魅力。在这个家，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围绕着她转”。（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
然而，也恰恰就是这样的林徽因，既耐得住学术的清冷和寂寞，又受得了生活的艰辛和贫困。沙龙上作为中心人物被爱慕者如众星捧月般包围的是她，穷乡僻壤、荒寺古庙中不顾重病、不惮艰辛与梁思成考察古建筑的也是她；早年以名门出身经历繁华，被众人称羡的是她，战争期间繁华落尽困居李庄，亲自提了瓶子上街头打油买醋的还是她；青年时旅英留美、深得东西方艺术真谛，英文好得令费慰梅赞叹的是她，中年时一贫如洗、疾病缠身仍执意要留在祖国的又是她。这样的林徽因，在朋友间引起的，又是另外一种评说，李健吾抗战期间闻听林徽因虽罹患重病而不离开祖国时，激动地说：“她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其后，美国聘请他们夫妇去讲学，他们拒绝了，理由是应该留在祖国吃苦”。（李健吾：《林徽因》）卞之琳充满感情地说：“……现在由内外关系、中外关系、我总联想到林徽因，尽管是海外的过来人，总以中土为她的归宿，为之服务，也许可以说是中国人特有的优美品质，不过林是表现这种品质的佼佼者，特别高洁者，本身就富有诗意的人才”。（卞之琳：《窗子内外——忆林徽因》）亲眼见到林徽因、梁思成以“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而继续致力于学术事业的费正清则这样郑重写道：“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不论是疾病还是艰难的生活都无损于他们对自己的开创性研究工作的热情……他们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而且还有崇高的品德修养，而正是后者使他们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我牺牲，坚定地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费正清：《献给梁思成和林徽因》）
这样的林徽因，也许才是最可纪念并且最应该为后世所记住的。
林徽因之死
1954年入秋以后，林徽因病情开始急剧恶化，完全不能工作。“每天都在床上艰难地咳着、喘着，常常整夜不能入睡。她的眼睛仍然那样深邃，但眼窝却深深地陷了下去，全身瘦得叫人害怕，脸上见不到一点血色”（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人生的途程至此已经走到了最后的关头。
其实，对于林徽因而言，自从1945年被医生警告最多只能活五年，生命就已经时时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而奇迹般地坚持到1955年，分分秒秒，都是以精神做支撑，从死亡边缘所努力争回。就像1947年秋她写给费慰梅的信中说的那样，“你看，我就这样从水深火热中出来，又进行了这些所谓‘不必要的活动’，要是没有这些，我早就死了，就像油尽灯枯——暗，暗，闪，闪，跳，跳，灭了！”
从1945年到1955年，生命的最后十年里随时面对死亡，林徽因的心境虽无太多悲观，而下意识中，却在为人生之终了做着某种准备。
1945年，抗战刚结束，外界就有传闻说林徽因病逝。李健吾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咀华记余·无题》感叹：“一位是时时刻刻被才情出卖的林徽因，好象一切有历史性的多才多艺的佳人，薄命把她的热情打入冷宫”。
1947年，林徽因肺病已到晚期，肾脏严重感染，当年10月住进中央医院，病床上林徽因拖人带话给张幼仪请求一晤。张幼仪携徐志摩之子徐积锴赶往医院，林徽因仔细地望着张幼仪母子，却虚弱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这次见面所求为何，林徽因没有说，张幼仪也不知道。但以当时的情境，林徽因却是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一件临终的心愿。二十多年的情感纠葛到这里也落上了它的帷幕。
这一次住院，林徽因还写信给费慰梅做了最后的道别。
1949年以后，林徽因以欣逢盛世的喜悦投入地工作，常常通宵达旦，忘了病痛。然而，那并不代表病情的好转。在五十年代，所有熟悉她的亲友都知道，拜访她的时候要带上一个说话会刹车的人，能及时收住话头，告辞而去，以免使她过度劳累。她的学生也总是要打听清楚林先生睡眠怎样，晚上开夜车了没有，才决定要不要“打扰”她听她讲课。
病卧床榻的林徽因常常是孤独的。她当时的邻居——钱钟书的夫人杨绛曾记述过这样一件事情：解放后，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钟书设法把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软软地在钟书腕上一搭，表示感谢。——小猫知感，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只，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着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打架。和我们家那猫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紧临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杨绛：《记钱钟书〈围城〉》）
1949年钱钟书、杨绛夫妇由上海到清华任教，住宅与林徽因、梁思成家毗邻。是以有这样一段故事。杨绛随手记下，借以说明钱钟书的“痴气”，惟妙惟肖又妙趣横生。而同一件事，置于林徽因身上，人们却难得一笑。以林徽因生命最后几年不惜透支身体的劳碌，养猫自然不是“家庭主妇”打发时间的百无聊赖，称之为一家人“爱的焦点”，更多的，也许只是林徽因自己在病中的慰籍和陪伴。
进入50年代，生命中的每一次荣耀都伴随着健康的进一步恶化。
1953年，林徽因出席第二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遇到萧乾。萧乾坐到林徽因身边，握握她的手，叫了她一声“小姐”。林徽因感伤地说：“哎呀，还小姐呢，都老成什么样子了”。萧乾安慰说：“精神不老，就永远不会老”。（萧乾：《一代才女林徽因》）
同年12月，林徽因和梁思成请了学生来庆祝他们的银婚纪念。事后，林徽因因天气寒冷先进卧室休息，梁思成感慨地与学生们提到林徽因近年疾病缠身，憔悴了许多。但她心灵却仍旧那么健康，充满创作的生命力，仍不停地用心工作，对生活充满热爱。（钱美华：《缅怀恩师》）
1954年冬，林徽因病危，一度从清华移居到北京城内。
1955年1月，梁思成因感染肺结核住进了同仁医院。紧接着，林徽因也住进了梁思成隔壁的病房。梁思成病情稍有好转后，每天都到林徽因病房中陪伴她。
到3月底，林徽因一直发着高烧，精神昏迷。医院组织了最有经验的医生进行抢救。可是，她的肺部已经大面积感染，身体极端虚弱，生命已到了油尽灯灭的时候。3月31日深夜，处于弥留状态的林徽因突然用微弱的声音对护士说，她要见一见梁思成。护士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然而，林徽因已经没有力气再等待了，1955年4月1日清晨6时20分，林徽因静悄悄地离开了人间，走完了她51岁的生命旅程。她最后的几句话，竟没有机会说出。
同一个清晨，医生和护士全力抢救昏迷的林徽因时，梁思成被扶到了林徽因的病房。从不流泪的他哭的不能自已，坐在林徽因的床边只是重复着：“受罪呀！受罪呀！徽你真受罪呀！”
同一年4月，一向冷静而理智的金岳霖也悲伤得肝肠欲断。在办公室里，他留下了自己的学生周礼全。当整间办公室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金岳霖先是沉默，后来突然说：“林徽因走了！”他一边说，一边嚎啕大哭。周礼全回忆说：“他两只胳臂靠在办公桌上，头埋在胳臂中。他哭得那么沉痛，那么悲哀，也那么天真。我静静地站在他身旁，不知说什么好。几分钟后，他慢慢地停止哭泣。……擦干眼泪，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滞，一言不发。我又陪他默默地陪他坐了一阵，才伴送他回燕东园”。（周礼全：《怀念金岳霖师》）
同一个春天，听闻噩耗的萧乾立即给梁思成去了一封吊唁信。萧乾为林徽因的早逝而叹息，“这位出身书香门第，天资禀赋非凡，又受到高深教育的一代才女，生在多灾多难的岁月里，一辈子病魔缠身，战争期间颠沛流离，全国解放后只过了短短六年就溘然离去人间，怎能不令人心酸！”（萧乾：《一代才女林徽因》）
4月2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同时刊登讣告，治丧委员会由张奚若、周培源、钱端升、薛子正、柴泽民、陈岱荪、崔月犁、金岳霖、杨廷宝、赵深、吴良镛、陈占祥、钱伟长等13人组成。
林徽因的追悼会在金鱼胡同贤良寺举行。众多的花圈和挽联中，金岳霖、邓以蛰联名题写的别具一种炽热颂赞与激情飞泻的不凡气势：
一身诗意千寻瀑
万古人间四月天
追悼会上，梁再冰代表家属向同仁医院的大夫护士致谢，感谢他们为挽救母亲生命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会场上一片唏嘘之声。
北京市人民政府把林徽因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决定，把她亲手设计的一方汉白玉花圈刻样移做她的墓碑。墓体则由梁思成设计，以最朴实、简洁的造型，体现了他们一生追求的民族形式。
林徽因最亲密的助手莫宗江为墓碑题写了“建筑师林徽因之墓”的字样。十年浩劫中，这些字被清华红卫兵砸掉，至今没有恢复。这一切，是长眠于地下的林徽因所不知的，就这一点而言，早逝在于她，竟是一种幸福。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梁思成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被折磨、被侮辱。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在极度的痛苦和困惑中离开了人世。在他最后也是最痛苦的日子里，他病房里的会客牌总是静静地挂在医院的传达室里。梁思成走得很孤单。
林徽因、梁思成离世后，他们的好友费正清为他们辛苦了一生却在文革中毁于一旦的事业扼腕叹息：20世纪60年代后期，具有讽刺意味的名为“文化大革命”的纯粹仇外情绪，在极大程度上毁灭了梁氏夫妇一代所逐步树立起来的事业。拆卸比装配容易得多，武斗和造反的为所欲为也正是如此。（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