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波的好处显而易见。
第一,有趣味。这一点非常基本的阅读要求,长久以来对于我们是一种奢侈。从我们小时候开始,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的叔叔大婶们患有永久性欣快症。他们眼里,黑夜不存在,天总是蓝蓝的,太阳公公慈祥地笑着；姑娘总是壮壮的,如果不是国民党特务的直系后代,新婚之夜一定会发现她还是黄花闺女。科普书多走《十万个为什么》、《动脑筋爷爷》一路,只会告诉你圆周率小数点之后两百位是什么,不会告诉你偷看到隔壁女孩洗澡为什么会心跳加快。王小波宣布,月亮也有暗面,破鞋妩媚得要命。读小波的文字,又一次证明了我的论点：女人没有鼻子也不能没有淫荡,男人没有阳具也不能没有脑子。男人的智慧一闪,仿佛钻石着光,春花带露,灿烂无比,诱人无比。
第二,说真话。这一点非常基本的做人作文要求,长久以来对于我们是一种奢侈。明白事理之后,我很快就意识到,如果我们将真实的生活写出来,只能被定性成下流文字,谢天谢地我们还有手抄本、地下刊物和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形式；如果我们把真实的生活拍成电影,只能让倒霉的制片人将血本赔掉,好在我们还有电影节和世界各地的小众电影市场及艺术院线。中国前辈文章大师为子孙设计职业生涯,无一例外地强调,不要在文字上讨生涯,学些经世济民的理科学问。我言听计从,拼命抵制诱惑,不听从心灵召唤,不吃文字饭。所以才能口无遮拦,编辑要一千五百字,我淋漓而下两千字,写完扔给编辑去删节,自己提笔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小波老兄,你为什么不听呢？否则何至于英年早逝,让鼠辈少了让他们心烦的真话听？
第三,纯粹个人主义的边缘态度。这一点非常基本的成就文章大师的要求,长久以来已经绝少看到。文章需要寂寞,文章自古憎命达。生活在低处,生活在边缘,才能对现世若即若离,不助不忘,保持神智清醒。当宣传部长,给高力士写传,成不了大师。被贬边陲,给街头三陪写传,离大师近了一步。塞林格躲进深山,性欲难耐时才重现纽约街头,给杂志封面上著名的美人打电话：“我是写《麦田守望者》的塞林格,我想要和你睡觉。”亨利·米勒一分钱没有在巴黎穷混,永远不知道下顿饭在哪里,把街头土鸡当成万里挑一的骚波姨,不知道什么派对、上流社会或是白领生活。小波也算是海龟派鼻祖,八十年代就回国了,他也不搞互联网公司圈钱,也不进外企当洋买办,他只在北京街头浑身脏兮兮地晃悠。他写得最好的一篇杂文是《我为什么写作》,在那篇文章里,他从物理墒定律的角度,阐述了做人的道理：有所不为,有所必为。
今年４月１１日,是王小波逝世五年祭。小波生前寂寞潦倒,死后嘈杂热闹。这些年,这些天,报纸杂志互联网拚命吹捧,小波的照片同影视名人商贾政要似的上了《三联周刊》的封面,一帮人还成立了“王小波门下走狗联盟”。我这个本来喜欢小波的人,开始产生疑问：小波到底有多么伟大？
小波的不足显而易见。
第一,文字寒碜。即使被人打闷棍,这一点我必须指明,否则标准混淆了,后代文艺爱好者无所适从。小波的文字,读上去,往好了说,像维多利亚时期的私小说,往老实说,像小学生作文或是手抄本。文字这件事,仿佛京戏或杂技或女性长乳房,需要幼功,少年时缺少熏陶和发展,长大再用功也没多大用。那些狂夸王小波文字好的,不知是无知还是别有用心。小波是个说真话的人,我们应该说真话,比如我们可以夸《北京故事》真情泣鬼神,但是不能夸它文字好。我们伟大的汉语完全可以更质感,更丰腴,更灵动。
第二,结构臃肿。即使是小波最好的小说《黄金时代》,结构也是异常臃肿。到了后来,无谓的重复已经显现作者精神错乱的先兆。就像小波自己说的,他早早就开始写小说,但是经常是写得断断续续,反反复复。小波式的重复好像街道协管治安的大妈、酷喜议论邻居房事的大嫂,和《诗经》的比兴手法没有任何联系。要不是小波意象奇特有趣,文章又不长,实在无法竟读。几十年后,如果我拿出小波的书给我的后代看,说这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杰作,我会感觉惭愧。
第三,流于趣味。小波成于趣味,也止于趣味。他在《红拂夜奔》的前言里说：“我认为有趣像一个历史阶段,正在被超越。”这是小波的一厢情愿。除了趣味,小波没剩太多。除了《黄金时代》和《绿毛水怪》偶尔真情流露,没有见到大师应有的悲天悯人。至于思想,小波和他崇拜的人物,罗素、福柯、卡尔维诺等等,还有水平上的差距。缺少分量,小波只有三四本
书遗世,而且多为中篇。虽然数量不等于伟大,但是数量反映力量。发现小波之后,我很快就不看了。三万字的中篇,只够搞定一个陈清扬,我还是喜欢看有七个老婆的韦小宝。 总之,小波的出现是个奇迹,他在文学史上完全可以备一品,但是还谈不上伟大。这一点,不应该因为小波的早逝而改变。我们不能形成一种恶俗的定式,如果想要嘈杂热闹,女作家一定要靠裸露下半身,男作家一定要一死了之。我们已经红了卫慧红了九丹,我们已经死了小波死了海子,这四件事,没一件是好事。
现代汉语文学才刚刚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开始,小波就是这个好得不得了的开始。<
